关于教育，任正非真正的忧虑是什么？
书桌前端坐，拜读任正非先生5月21日的长篇访谈。洋洋两万余言，坦诚从容，全面深刻，大气磅礴，感人至深。
读着读着，我突然仰天长叹，悲从中来。呜呼！任正非先生看似坦荡从容的话语，实则饱含深沉的悲壮和深深的忧虑。任正非先生所谈者看似华为，所忧者其实中华。他关注的问题，表面是华为如何应对当下困境，实所虑者，是国家的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科学创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以及全球人才竞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请允许我详细引述任正非先生的访谈，以证实上述所言不虚。
任正非如是说：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德国因为不投降，除了雅尔塔留下准备开会，其余被炸成平地。日本如果不投降，也会被炸平，最终日本妥协，保留天皇，日本投降，但是大量工业基础被摧毁。
当时，有一个著名口号“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人还在，就可以重整雄风”，没过多少年，德国就振兴了，所有房子修复得跟过去一样。日本经济也快速恢复，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的人才、教育、基础。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
任正非如是说：“我们要肯定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深度、广度。我们还有很多欠缺，特别是美国一些小公司的产品是超级尖端的，而我们仅仅聚焦在自己的行业上，做到了现在的领先，而不是对准美国的国家水平。就我们公司和个别企业比，已经没有多少差距；但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
任正非如是说：“这与我们这些年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任正非如是说：“我认为，这件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国家发展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任正非如是质问：“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
我称之为“任正非之问”，此问与“徐匡迪之问”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同一个问题，所问者一也，所忧者国也。
任正非如是说：“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当地建一个研究所。”
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外国高很多，如果来到中国，要多缴这么多税，“雷锋”精神是不可持续的，雷锋是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献给党。但是，毕竟这些顶级专家是从外国回到中国，不仅没有优惠，税收还高很多。
最近听说，大湾区可以降到15%，实施措施是什么？是不是要在大湾区有户口，有工作？换一个地方就不行，这个政策有什么用？科学家本身就是流动的，只在这里上班八小时，还是科学家吗？我们要创造一些让外国科学家回国的路。
任正非如是说：第一次世界人才大转移，是苏联的三百万犹太人转移到以色列，以色列成为一个科技高地。
现在，第二次人才大转移又来了，美国现在排外，大量人才进入不了机密研究。美国著名媒体写了一篇文章，反问美国“中国如果发明了抗癌的药物，也危害国家安全吗?”美国癌中心辞退了三名华人科学家，中国人发明的癌症药，难道也危害国家安全了吗？他反问美国。
很多科学家在美国丧失了工作信心，为什么不拥抱他们进来呢？他们问，怎么进来？孩子上学难，没户口买不了车，还要缴很高的税收。
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拥抱这个世界。
美国两百年前，是印第安人的不毛之地，因为政策对了，今天是世界霸主。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有这么好的基础，应该拿出政策，拥抱世界人才到中国创业。
大家要想到，东欧国家都比较贫穷，但是美国大量的领袖、科学家、金融家……都是东欧人，我们为什么不大规模吸引东欧人到中国来，或者在东欧建立各种研究基地？
任正非如是说：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理论基地，要突破美国的重围，眼前这个方式比较难，因为中国在基础理论上不够，这些年好一些了。
我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了数学的重要性，听说现在数学毕业生比较好分配了。我们有几个人愿意读数学的？
我不是学数学的，我曾经说，我退休以后想找一个好大学，学数学。校长问我，学数学干什么？我说，想研究热力学第二定律。他问，研究用来做什么？我说，想研究宇宙起源。他说，我很欢迎你。但是我还不能退休，还去不了。我们那时是工科学生，学的是高等数学，最浅的数学。
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就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
中国过去的哲学体系是玄学，即使有佛教，也是梵文，唐僧应该翻译成汉语，但是没有翻。西方推行的是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产生了物理、化学、数学、几何学……各种学科，所以工业发达，建立了工业社会，占领了全世界。
任正非如是说：人类在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中，有50%左右是华人，如果他们受到排挤，拥抱他们进入中国，他们就会在底层平台上创新，给我们提供一个基础。
我认为，如果能够真真实实把优秀人才引进来，对我们改革是好的。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就会浪费非常多的宝贵时间。
任正非如是说：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
华为毕竟是商业公司，我们在广告牌上从来没有“为国争光”这类话。只是最近的誓师大会有时候瞎喊几句，但是我们会马上出文件制止，大家开庆功会、发奖章都没有问题，茶余饭后说两句过头话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能煽起民粹主义的风。
我经常举一些例子，其实就是想泼华为公司的冷水，不能使用民粹主义，这是害国的。
任正非如是说：因为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这次中美会谈完了以后，中央电视台讲到“我们要开放、要改革”，我好高兴。
实际上，我们还是开放晚了、改革晚了，WTO对人家是有承诺的，我们得到好处以后就要去兑现。如果早一些去兑现，做一些贡献，就能团结更多的朋友。
中国的钱太多，为什么只存美国，不存一些到欧洲、俄罗斯、非洲……各个国家？如果说担心他们不还，他们是以国家信用抵押的，今年不还，一百年后还，不行吗？中国又不着急钱，这样就分散了风险。
对于农产品，为什么非买一家？可以买买乌克兰的农产品，乌克兰就不会那么困难。乌克兰是俄罗斯重武器的“粮仓”，买食品粮食时，是不是也可以买重武器“粮食”呢？
我们的重武器一定要自力更生吗？没必要，打赢就行。你们可以看看绍伊古的总司令报告，短短的报告，写得非常好。
任正非：我们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拥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
我们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而是使用美国“拜杜法案”原则，也就是说，受益的是大学。这样，从我们“喇叭口”延伸出去的科学家就更多了。
大家今天讲5G标准对人类社会有多么厉害，怎么会想到，5G标准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
Arikan教授发表这篇论文两个月后，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开始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一步步研究解体，共投入了数千人。
十年时间，我们就把土耳其教授数学论文变成技术和标准。我们的5G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27%左右，排第一位。
土耳其教授不是华为在编员工，但是我们拿钱支持他的实验室，他可以去招更多的博士生，我们给博士生提供帮助。我们在日本支持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四个博士生全到我们公司来上班，上班地点就在他办公室，而且他可以再招四个博士生，等于八个博士帮做他研究，所有论文等一切都归属他。如果我们要用他的东西，需要商业交易，这就是美国的“拜杜法案”原则，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喇叭口”，延伸出更多的科学家。
上周，我们召开了世界科学家大会，我没有去现场，通过视频转播到我的会议室。来了一批科学青年给我做技术翻译，都是博士，很厉害，他们给我解释，这些论文对未来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断有这种世界性的交流，我们自己吸收能量，他们也吸收了我们的需求，不断滚动传播。
任正非如是说：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发现你是人才，就去他们公司实习，专门有人培养你，这不是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概念。
我们扩大了与美国公司争夺人才的机会窗，但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大学生，从大二开始，我们就给他们发offer。
这些孩子超级聪明，举一个例子，新西伯利亚大学连续六年拿到世界计算机竞赛冠军、亚军，但是所有冠军、亚军都被Google用五、六倍的工资挖走了。
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开出比Google更高的薪酬挖他们来，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创新，我们要和Google争夺人才。
我们支持科学家的创新，对科学家不要求追求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因为他们把人才培养出来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前进。
任正非：举一个例子，P30手机的照相就是数学。
现在的图像不是照出来的，是数学算出来的。因为人的眼睛相当于有一亿个镜头，相机就一个镜头，我们手机通过一个镜头进来的感光点，用数学的方式分解成几千万个视觉镜头，再还原出来。
我们公司数学家的口号是“把手机做的比人类眼睛还好”，我还在公司讲话批判过，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他们顽固不化，没有办法。他们说“手机照月亮，可以照一千公里”，可能是真的，因为它是数学，把微弱的信号还原。
我去法国尼斯研究所见他们，就说“尼斯的海是蓝的，天是蓝的，数学家的公式为什么也是蓝的？”原来图像偏蓝色基调，现在好像纠正过来了。
手机之所以进步这么快，得益于我们的战略“备胎”，因为我们网络建立的战略备胎没有用，就划给了终端。终端一下如鱼得水，每三个月换一代，主要是数学家的贡献，当然还有物理学家做光的三色传感器。
所以，如果电子工业还停留在买别人零部件来组装，是不行的。当然，他们也有数学，只不过是别的公司做的，在零部件中加钱卖给他们。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领导世界，站在世界最前面。
任正非如是说：中国要真正屹立世界之林，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
教育手段的商品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认为最主要是重视教师，教师被尊重了以后，大家都想做教师。
深圳教师得到了尊重，深圳老师挣钱多，253个人竞争一个教师岗位。我们帮助清华附中建设清澜山中学，校长说将来能做到中国第一的学校，因为收费高。清澜山只招收两千多个学生，对全社会开放，华为员工抢着送孩子进去，送不进去找我，我说我管不了你们。
只有教师的政治地位提升，经济待遇提升了，教育才可能得到较大发展。我个人为什么感受很深？我父母是乡村教师，在贵州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给我们子女的就一句话——“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
我经历了他们政治地位低、受人歧视、经济待遇差的窘境，也体会了这个苦，所以没有选择去当老师。如果，老师都不让自己孩子当老师，国家是后继无人的。
任正非如是说：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是国家的基本责任，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担负起一个民族素质提升的责任来。不能说，提到了教育就要去做教育。
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企业要做好企业自身的事情。我们是主战部队，“坦克大军”在前进时，拖着几个孩子、拿着几个识字本，就不可能冲得上“上甘岭”。
为人类建立庞大的网络，是我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全世界30亿人口是我们联接起来的。特别是非洲地区，因为不赚钱，西方国家不去，是我们去联接起来的。如果华为不存在了，才是对世界的威胁。
我们不会自己去做教育，因为我们的主战部队还要缩减，要把一些次要组织砍掉，转为民兵组织私有化，跟着我们前进。就像淮海战役一样，民工推着独轮车送粮食，但是要给钱的。今年春节期间员工加班时，有五千多人提供服务，就是民兵组织，春节不仅买东西价格翻倍，还给服务人员一定奖励，及时兑现。
任正非如是说：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
所有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为什么？他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谁也搞不懂。但是我们要看到，科技创新是需要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的，比如我们的海思，并非从源头开始自主创新，也给别人缴纳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有些协议是永久授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别人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创新。
我们同意鼓励自主创新，但是要把定义讲清楚。相同的东西，你自己做出来了也不能用，也要给人家原创交钱，这是法律，谁先申请归谁。
无线电最早是波波夫发明，但是俄罗斯为了保密，压制了这个东西的公布；意大利的马可尼先申请，所以无线电的发明权归“马可尼”。
飞机的发明者不是莱特兄弟，他们只是完成了飞行，真正的发明者是茹柯夫斯基，他的流体力学公式推演了让翅膀如何升起来，奠定了升力流体力学。我们的飞机，喷气发动机到今天不过关，但是喷气发动机是谁发明的？中国人。
邓小平到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时，斯贝同意把发动机卖给我们。邓小平问军用发动机卖不卖？英国人回答说卖。其实中国想买民用发动机，做民航机的备件，后来英国人军用发动机也卖，也就是现在轰炸机6用的发动机。
邓小平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英国科学家吓坏了，赶紧回礼，说“感谢中国科学家的伟大发明”。邓小平回来查是谁发明的，是吴仲华。这人在什么地方？在湖北养猪，赶紧将他调回北京，去做热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我们为什么不借着吴仲华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为什么在喷气发动机上不能进行理论突破呢？
现在飞机发动机设计叫实验科学，不叫理论科学，而飞机一定是理论科学。
F22隐形飞机的隐形原理，也是1950年代俄罗斯数学家发明的，俄罗斯数学家说，钻石切面有隐身功能，俄罗斯研究半天觉得这个东西没用，为什么？因为做不到，没有意义，所以批准论文公开发表。
美国人读了以后，如获至宝，花二十年时间，把F22隐形飞机做出来了，当然现在我们的米波雷达又把F22看见了。
其实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有很多原创科学家，但现在都是毛毛糙糙、泡沫化的学风，这种学风怎么能奠定我们国家的基础科研竞争力呢？所以，还是要改造学风。
小结
以上，我梳理了任正非先生长篇访谈里十八句最重要的话，十八个最重要的观点，希望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有识之士，能够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我想引用美国著名科学家、著名科学工作管理者、二战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奠基人范纳维尔布什（Vannevar Bush, 1890-1974）的一段话，以说明任正非先生的真知灼见何等重要：
“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生长起来的。它们皆源自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新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必须来自最纯粹科学领域持续不懈的艰难探索。如果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前沿科学知识依赖他人，其产业进步必然异常缓慢，其产业和世界贸易竞争力必然极其孱弱。”
任正非和范纳维尔的远见卓识，昭示了一个基本规律，划时代的科技和产业创新，必定源自划时代的思想创新。唯有创新的思想，才能激发创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思想创新的重要性高于一切。正如伟大的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所说：凡是人能想到者，必有人能实现之。
—END—
作者 | 向松祚，宏观经济学家，现任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 | 经济学人壹周刊
转自 | 新校长传媒
编辑 |滟子 审核 | 卓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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